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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宁则指出，网贷机构在转型前也应考虑一下转型的价值。他坦言：“这其实是一场被外力驱动而离开舒适区的冒险。这一冒险中，企业要交出的是作为其真正有优势的吸收资金能力，但获取的是一张‘临时’牌照，此外还需要面对未来‘生产’资产能力的挑战。”他进一步指出，与此前持牌机构的正常状态不同，这块牌照的存在与否和价值大小与企业的风控工作息息相关，其逻辑与刑法中的“缓刑”多少有些类似，即设定一定考验期，根据对象实际表现决定去（退出市场）留（转型成功）；此外，这一牌照与过去牌照的存在方式不同，在真正转型前，这块牌照在当前只是“临时”许可，当触犯红线要求后自动失效，触犯黄线要求而又无法整改的也自动失效，加上何时转正前景不明，因此这一牌照也有了一番“纸糊官帽”的意味。

报道称，刘兴亮指出，中国互联网模式诱人，是因为它考虑到了具体市场的条件。他说，“从全球的互联网发展状况来看，创新领域的核心地位仍然属于美国，但是互联网应用的核心正在向中国转移，这不仅是中国互联网的优势，更是整个中国的优势。中国人可以在互联网的应用层面做到极致。一方面，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和市场，中国人在创新上虽然较薄弱，也就是说，也许我们不擅长‘从0到1’，但是‘从1做到100、1000、10000’是中国人的特长。例如，所谓的‘新四大发明‘——高铁、网购、移动支付、共享单车，这些虽然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，但是中国人能够把它发展到极致，这就是中国互联网模式的优势，能够在现有的互联网发展基础格局上，从四面八方将应用层面做到极致”。

CEO也全管，所以他是董事长最大，在纯粹的市场机制的治理结构里面，董事长实际上是不负责战略制定，他是负责批准，整体的运行从战略的制定到执行等等，应该由CEO负责，董事长是批准预决算，批准谁当CEO，批准这个战略等等等等，所以我们就希望杨元庆有个缓冲的余地，第一波先请老外来当这个CEO，如果不好，我们吸取经验教训，请他换个人，咱们上来。如果做得好，到期了，咱们也换个人请杨元庆上来。我当时内心就希望，中国人能不能好好管这个国际企业。

后来到了03年，我们彻头彻尾的把戴尔研究了一遍，推出了我们自己的双模式，然后用非常好的企业文化真把双模式做通了，是这么一个概念，后来戴尔来中国就再也没翻过身来，我们就想把双模式推到世界上去。但是就怕中国人出去以后老外不听你的，如果当真杨元庆上去做CEO，外国人真不听你的话，第一年如果有大的亏损，那个董事会会让杨元庆辞职，那就真的损失一员大将，那个损失就是巨大的，所以我们研究的做法就是，还是请杨元庆当董事长，CEO还是让人家老外当，在一个公司里边国企里边，他是喜欢说，董事长CEO，他是按官大来算，董事长是第一位，全管。

其实，互联网企业的反腐并非新鲜事，杨伟东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企业蛀虫，跟党内反腐一样，企业反腐同样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，筑牢预防腐败的各类机制。据说，在阿里内部负责打击假货和反腐的负责人，花名便是“灭绝师太”。“灭绝”绝对是岛叔童年时的人生阴影，她的一句口头禅：“我便一掌毙了你”，放在反腐话题的文章结尾，真是恰到好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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